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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寻找与考证:萧红居地安葬地及纪实作品研究》(61)

来源:小九直播平台    发布时间:2023-12-19 01:29:07

  萧红大胆用这种怪诞方式为鲁迅做传,除前述理由,与“周遭世界的鬼祟跳嚣做个对比”,一个重要原因是居港期间,萧红正专注于小说创作中的鲁迅国民性批判思想,哑剧每一幕都强调鲁迅国民性批判倾向,或称之为萧红所强调的“国民性问题”探索,将这种理念投射到她所展示的鲁迅生平,内容与形式相得益彰。第四幕是全剧高潮,本该突出表现鲁迅晚年生活重大事件,但在此,萧红还是通过小贩、伙计等人强调了“国民性”问题。鲁迅上海期间,参与了很多有历史影响的大事件,如文艺界的“两个口号”论争,萧红回避了这场论争。表演上,用鲁迅去德国递交抗议书而点睛,突出鲁迅国际视野和影响。有必要注意一下的是,终场的剧情介绍,萧红重点把鲁迅1923年《娜拉走后怎样》中的经典性预言单独提炼出来,以突出鲁迅先生以文学改造国民性的宗旨。“可惜中国太难改变了,即使搬动一张桌子,改装一个火炉,几乎也要血;而且即使有了血,也未必一定能搬动,能改装。不是很大的鞭子打在背上,中国人自己不肯动弹的。我想这鞭子总要来,好坏是别一问题,然而总要打到的……”萧红确信鲁迅先生的预言,她在此用了鲁迅的这段话之后,这样写:“现在这鞭子未出所料地是打来了,而且也未出所料的中国是动弹了。”这里所说的鞭子显然是指日本对中国发动的侵略战争。能够理解,为什么在全剧高潮,萧红却选择小贩、伙计等人,去表现靠鲁迅吃饭的人却因他的衣着不好而歧视他,见了他与外国人在一起又恨自己有眼无珠的国民劣根性。萧红再次利用哑剧重申恃强凌弱、崇洋的病态国民性是招至“挨打”的理由。哑剧的形式比之话剧更容易宣泄萧红对丑陋愚昧习俗的深恶痛绝。正如鲁迅先生的遭遇一样,萧红在全民抗战、文艺抗战的呼声中,坚持独立作家立场仍然是孤立无援的。哑剧《民族魂鲁迅》正是萧红和鲁迅先生的一次精神对话,是完成鲁迅先生未竟事业的一次壮行。此后,1941年5月5日,萧红在香港《华商报》发表了《骨架与灵魂》,纪念“五四”运动。“在我们这块国土上,过了多么悲苦的日子。一切在绕着圈子,好像鬼打墙,东走走,西走走,而究竟是一步没有向前进。我们离开了‘五四’已经二十多年了。……可没想到,自己还要拿起刀枪来,照样地演一遍。”萧红为这块土地上仍然重复着“五四”主题而感慨,作为“五四”精神的继承者,她又确定无疑地站了出来。把哑剧《民族魂鲁迅》和《骨架与灵魂》对照考察,就可看出萧红居港期间,置朋友误解于不顾,置世事纷争于界外,倾力于国民性问题思考,其动因皆来自于继承鲁迅未竟事业,即继续国民性改造的文学实践。

  与此同时,萧红也在紧锣密鼓地写作长篇小说《呼兰河传》,这是与《马伯乐》风格完全不同的传记式诗性小说。著名文学史家杨义认为,“萧红是三十年代的文学洛神。她是‘诗之小说’的作家,以‘翩若惊鸿,婉若游龙’的笔致,牵引小说艺术轻疾柔美地翱翔于散文和诗的天地,令一时的人们产生了对人间才华何等殷切的期待。”这段话用于解释《呼兰河传》给文学史带来的意外之旅最恰切不过。萧红让人有幸见识到何谓美文,也让人领略到“天才”强大的吸引力和“气场”。9月1日《呼兰河传》开始在戴望舒主持的香港《》《星座》副刊连载,萧红边写边发,到12月20日收笔,12月27日连载结束,前后用了3个多月。

  《呼兰河传》连载期间,香港“反新式风花雪月”正热烈地论争着,萧红不可能不知道此事,但是她没有发表任何只言片语。由杨刚《反新式风花雪月——对香港文艺青年的一个挑战》引发对抗战期间香港青年“与民族煎熬,社会苦难不太相称的文章”的批评。许地山、林焕平等著名文化人都参与了讨论,许地山把杨刚的意见概括为“在‘我’字统率下所写底抒情散文,充满了怀乡病的叹息和悲哀,文章底内容不外是故乡的种种,与爸爸,妈妈,爱人,姐姐,等。最后是把情绪寄在行云流水和清风明月上头。”林焕平则认为,“不只是香港的青年朋友,有许多流浪四方的青年和老年。还是一样地多多少少有这种倾向……他们那种小资产阶级根性或知识分子根性,使他们对于抗战的观察,得不到最正确,坚决与彻底的结论;使他们只看到目前而摸不清未来。可不是吗?他们眼光光看着仗已打了三年多,自己已受尽了流离迁徙的痛苦,而故乡还掩映在太阳旗下。何时才可以回到故乡,会到离散的父母兄弟姐妹甚至爱人呢?从这里,就种下了颓废,幻灭的根苗”。林焕平的讨论已深化到怀乡病的“根性”问题,可见彼时的论争“上纲上线”已属平常。

  无论杨刚的初衷如何,萧红长篇小说《呼兰河传》确是有被疑为“怀乡病”的可能。但此时的萧红,根本不可能顾到“反新式风花雪月”讨论,她早已经历过大风大浪。况且人们并没有明确地指责萧红小说具有这类特点。有趣的是,讨论归讨论,萧红照旧“怀乡归怀乡”。9月1日发表在《时代文学》上的《给流亡异地的东北同胞书》说,“当每个秋天的月亮快圆的时候,我们的心总被悲哀装满。想起高梁油绿的叶子,想起白发的母亲或幼年的亲眷”。不能回去的故乡,对萧红就是一块永远的痛。9月20日发表在《大公报》副刊文艺上的《“九一八”致弟弟书》,借回忆弟弟张秀珂,谈到东北人沦陷后“抗战”的艰难,这对萧红也是一种无法解脱的悲哀无奈。她写到一些东北青年人,到象征祖国的上海参加抗战,反而进了监狱,“不知怎样,就犯了爱国罪了。”萧红是最早抗日的东北人,现在聚在香港回忆她的故乡人事,也是回顾中国人抗战的心路历程。作为现实主义作家,萧红必须探讨在抗战过程中为什么中国人会犯“爱国罪”?这种探讨首先是在忠实于历史的情况下的纪录和揭示。在尚未看得到光明的情况下,强调抗战中东北青年爱国的艰难,无处投奔的苦衷。

  萧红在香港写作并发表的《呼兰河传》,其构思很早就有了,四年前在日本写的短篇小说《家族以外的人》,就把主要人物有二伯勾勒得差不多。全面战争爆发,她在小金龙巷,也动笔写作《呼兰河传》。一路上逃难,离家乡越来越远,思考也慢慢变得清晰明了。《呼兰河传》产生的基础就是她对故乡情深意切的怀念,在快要抓不住故乡的情况下,试图用写作记录下故乡在她心中的模样。

  萧红和端木蕻良在到香港不久,除戴望舒等,结识的最重要的人物,也就是说,在萧红生命最后两年,对她支持最大的朋友是周鲸文。

  周鲸文曾留学日本、美国、英国,主攻政治学。在英国写作专著《国家论》时,“九一八”事变爆发。1931年10月,他通过西伯利亚辗转回到哈尔滨,“创办了东北最早的抗日刊物之一《晨光晚报》,任主笔,公开进行抗日宣传,深受人民欢迎,发行数量逐步扩大。”从此走上抗日救国之路。周鲸文在张作相总司令任下从事政治宣传工作,在北京组织“东北民众自救会”,1936年8月就任东北大学代校长,10月,宣誓加入张学良领导的“东北抗日同志会”,“愿献出一切力量,甚至生命,和日本侵略者周旋到底,完成这神圣的使命”。1938年,周鲸文到香港以“笔扫千军,唤醒国魂”为初衷,创办《时代批评》半月刊,自任主编为抗日救亡大声疾呼。

  据卢玮鸾了解到的情况,为了可以解决在萧红和端木蕻良在香港的生活问题,1940年9月后,胡愈之带着他们去中环去见一位东北同乡。在雪厂街十号交易所大楼一所办公室,两人见到了这位同乡,《时代批评》主编周鲸文先生。

  端木蕻良回忆,周先生“鉴于香港没什么文化杂志,很愿意出钱,找个人来合作,出版一份纯文学杂志,”周鲸文是个爽快人,资金也雄厚,对于端木蕻良提出的“编辑有自主权,不要过问及干预”,他也十分乐意地答应下来。据周鲸文回忆,他在香港听说有两位著名的东北作家来港,他们先是在《》上发表文艺作品,《呼兰河传》就是在《》上看到的。他也急于想和两人晤面。“我们既是同乡又是文化界中人,真是一见如故,彼此非常亲近。从此就常相往来,有时到酒楼饮茶,有时他们到我家作客。”

  至于办杂志,他解释,“我是把全副精神办《时代批评》,为什么又添办一个《时代文学》呢?理由很简单,因为端木和萧红是文艺家,他们盼望有这样一种刊物。同时,那时由国内到香港逃难的有大批文艺工作者,也应给他们发表文章的园地。所以,国内外知名的文艺作家都是《时代文学》的特约撰稿人。”在香港,来自萧红家乡的东北人周鲸文、于毅夫在她生命最后时刻,都伸出援手,让她倍感温暖。

  1941年2月,萧红搬到第三个居地,也就是最后一个居地九龙尖沙咀乐道8号。钟耀群的说法如下:

  到1941年2月中,诺士佛台三号因要调整房子,萧红又搬到尖沙嘴乐道(Rock Road)8号时代书店(大时代书局)二楼的一间房子里。

  萧红居港期间三个主要居住地,都在九龙尖沙咀。九龙尖沙咀金巴利道诺士佛台带阳台的楼房大房间;九龙尖沙咀金巴利道诺士佛台3号二楼;。九龙尖沙咀乐道8号二楼。

  尖沙咀乐道(LOCK ROAD)8号时代书店(大时代书局)二楼,现已无存。2000年左右,原址上建有凯悦酒店。2010年,在凯悦酒店的原址上建成了几乎覆盖半条街的“国际广场”。双号门牌号为乐道36—52,旧日痕迹无一留存。萧红生命的最后一个时期,就是在这里度过。